一、 引言与宏观背景:数字政府建设迈入“人工智能+”新纪元
在全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回溯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行业已经完成了从以流程重构为核心的信息化时期、以数据汇聚与平台建设为特征的数字化时期的历史性跨越,当前正全面迈入以大算力、大数据和先进算法为底层驱动力的智能化时期。在这一演进坐标系中,人工智能大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因其展现出的卓越语义理解、泛化迁移以及跨模态知识推理能力,被正式确立为驱动数字政府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设施。
宏观经济层面的数据生动地印证了这一技术浪潮的猛烈程度。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数据,至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比增长达到24%,全国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5300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稳定在15%左右,形成了一个涵盖底层算力底座、中间层算法框架以及上层行业应用的完备产业生态。在此背景下,政务领域作为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关键枢纽,凭借其强烈的业务需求、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对完善的数据沉淀,成为了人工智能大模型落地实践的“桥头堡”与重要阵地。2023年中国政务大模型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49.31亿元人民币,而到了2024年,全球智慧政务市场规模更是实现了25%的强劲增长,达到1204亿元,这一系列量化指标揭示了政务大模型正从概念探索全面走向商业化与规模化部署。
从政策导向的维度观察,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政务大模型的布局呈现出极高的战略敏锐度与系统前瞻性。近年来,政策的演进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从“鼓励底层技术创新”向“规范垂直场景应用与集约化建设”的转变。
| 政策发布时间 | 发布主体/省市 | 政策文件名称 | 核心导向与部署要点 |
|---|---|---|---|
| 2023年5月 | 北京市政府 | 《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 率先提出在城市大脑建设中应用大模型技术,为政务大模型建设提供早期政策指引与应用示范。 |
| 2023年11月 | 广东省政府 | 《关于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 | 明确至2025年智能算力规模全国第一,推动大模型在政务服务等高水平场景的拓展,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
| 2024年5月 | 国家数据局等四部委 | 《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 鼓励发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分析、调度与监管,全面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场景建设。 |
| 2024年5月 | 上海市政府 | 《上海市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打造“智慧好办”政务服务实施方案》 | 深化人工智能辅助申报,推动需求侧赋能,为群众提供智能预填、智能预审等精细化政务服务。 |
| 2025年10/11月 |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 《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 | 确立“一地建设、多地多部门复用”的集约化部署原则,严禁碎片化建设,依托“东数西算”统筹算力,构建政务大模型安全分类分级治理制度。 |
上述政策演进路径表明,政务大模型的建设已不再是单一技术部门的局部实验,而是上升为统筹兼顾技术突破、数据要素流转与国家数据安全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最新出台的部署应用指引,通过顶层设计的强约束力,旨在破解过去信息化建设中容易出现的“算力孤岛”与“模型孤岛”问题,为政务大模型的长期可持续演进奠定了制度基石。
二、 政务垂直大模型的核心内涵、功能分类与基础壁垒
政务垂直大模型(Vertical Large Models for Government Affairs)是在通用大语言模型底座的基础之上,深度融合政务垂直领域的专业数据集(如政策法规、办事指南、历史公文、审批记录等)、专家经验与特定业务逻辑,经过深度的持续预训练(Continued Pre-training)与指令微调(Instruction Fine-tuning),专门服务于政务场景的综合性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相较于通用大模型在面对政务专业问题时容易产生的“事实性幻觉”(Hallucination)以及专业深度的匮乏,政务垂直大模型通过高密度的领域知识注入,实现了逻辑推理精准度与内容生成权威性的极大跃升。
1. 政务大模型的行业特征与功能分类
深入剖析政务大模型的行业特征,可以提炼出三个核心维度。其一,高度定制化与政务相关性。政务工作具有极其严肃的政治属性和严谨的法律规范,模型必须精准掌握公文行文规范、法律法规条文的咬文嚼字,其构建过程是对政务知识图谱进行深度映射的结果。其二,应用场景的极度丰富性与复杂性。政府职能的宽泛性决定了政务大模型不仅要处理对内的行政协同,更要应对面向千万级公众的复杂民生诉求。其三,持续迭代与优化的必然性。法律法规的修订、社会热点事件的变迁以及新政务数据的产生,要求政务大模型必须具备动态进化的能力,构建起数据飞轮与闭环反馈机制,以维持其生命力。
根据实际赋能的业务功能特性,政务大模型在行业实践中可被划分为三大主流类别,各自承担着不同维度的数字政府建设使命。
| 大模型类别 | 核心功能定位 | 典型应用场景与实践价值 |
|---|---|---|
| 政务咨询类大模型 | 提供精准的政策解读与法律、业务指导服务。 | 政策咨询与法律解答: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获取最新的政策动态、办理指南与法律法规解释。此类模型极大降低了公众理解复杂行政术语的门槛,提升了政策传导效率。 |
| 辅助办理类大模型 | 赋能政务服务窗口与线上平台,实现业务办理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 无差别综合窗口助手与智能审批:在政务大厅,辅助工作人员进行填表引导、材料初审。对于存在关联关系的政务事项,模型能自动识别并进行串联/并联审批,实现“一网通办”与“最多跑一次”。 |
| 城市治理类大模型 | 融合多模态数据,全面感知城市运行态势,提供精准决策辅助。 | 基层治理与宏观决策:汇聚交通、环保、城管等海量数据,进行城市部件异常监测、突发事件预警分析,并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辅助处理居民复杂诉求,支撑宏观经济统计与资源调度。 |
2. 行业高壁垒与算力底座挑战
政务大模型的研发与部署并非普通信息化软件的迭代,而是存在极高的资源与技术壁垒。首当其冲的是算力底座的支撑。政务大模型的千亿级参数训练与高并发推理,依赖于庞大的智能算力集群。2022年中国的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68.0 EFLOPS,预计到2026年将迈入每秒十万亿亿次浮点计算(ZFLOPS)的惊人级别,2021至2025年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52.3%。如何依托“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获取稳定、低成本的高性能算力,是政务大模型常态化运营的基石。
其次是高质量数据的获取与处理壁垒。虽然政务数据总量庞大,但长期存在部门割裂、格式异构、标准不一的“数据孤岛”现象。此外,如同构建GPT-3.5需要高达45TB的文本语料一般,政务大模型的训练同样需要耗费极大人力物力进行数据的脱敏、清洗与专业标注。少数具备强大云计算基础设施积累、丰富G端(政府端)服务经验和顶尖算法团队的科技企业,能够利用其资源优势率先跨越这一壁垒,从而推动了政务大模型市场向高集中度、寡头竞争的格局演变。
三、 核心技术架构演进:从分层解耦到智能体(Agent)协同生态
为了有效应对算力成本高昂、场景需求零散复杂以及数据安全红线等多重挑战,主流政务大模型在技术架构上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传统的“单体大模型包打天下”的思路已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模块化、分层解耦的模型矩阵,以及引入了自主规划能力的智能体(Agent)协同架构。
分层解耦架构是目前头部科技企业普遍采用的底层逻辑。以华为云盘古政务大模型为例,其构建了由基础层到场景层的立体矩阵。底层的L0基础大模型包含自然语言处理(NLP)、计算机视觉(CV)、多模态等,提供了上百种通用生成与认知能力;中间层的L1政务行业大模型,则是在L0的基础上,注入海量公开与授权的政务文献、法律法规进行知识内化,使其具备了“政务思维”;最上层的L2场景大模型,则是针对诸如“政务热线问答”、“智能公文生成”、“城市部件违规识别”等极其细分的任务,利用极少量高质量业务数据进行微调,实现开箱即用。这种完全分层解耦的设计,使得地方政府无需承担从零训练千亿参数模型的巨额成本,而是通过“厚基座+薄应用”的方式,快速适配多变的业务需求。
在基础模型之上,政务场景对于复杂逻辑推理和数据分析的苛刻要求,催生了从“大型语言模型”向“政务智能体(Gov-Agent)”的跨越。传统的静态大模型存在对数值计算不敏感、对复杂嵌套表格理解能力弱的技术短板。为解决这一痛点,中国电子云星智政务垂直大模型开创性地提出了“1+2+N”的体系架构,即以通用大语言模型及垂直语料融合为核心(1),依托“问知(知识服务智能体)”与“看数(数据洞察智能体)”双引擎(2),赋能多元场景落地(N)。
这种智能体架构彻底改变了模型的使用方式。“问知”智能体将专有政务知识图谱与模型深度挂载(依托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解决了模型在回答专业政策时的准确性与时效性问题;“看数”智能体则犹如一位专业的数据分析师,能够直接对接政府结构化数据库,理解复杂的业务指标,一条自然语言指令即可触发大模型进行跨表洞察分析、归因推演与多维图表绘制。这标志着政务大模型从单纯的“意图理解者与文本生成者”,蜕变为能够自主调用外部工具(API)、执行复杂多步任务流的“智能数字公务员”,极大地拓展了政务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四、 建设路径与集约化协同部署模式
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政府机构在信息化基础、财政预算以及业务侧重点上的巨大差异,如何科学规划政务大模型的落地路径,防止一哄而上导致的盲目投资与资源浪费,是各地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明确指示,必须以统筹集约的方式开展政务人工智能的部署,避免形成新的“模型孤岛”。在大量的产业实践中,逐步沉淀出四种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建设与部署模式。
首先是针对行业垂直管理属性较强的业务领域(如公安、税务、海关),普遍采用“部省联动”的建设方式。这一模式聚焦行业纵深,由中央国家机关或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统筹整个行业的算法标准、数据规范框架,并在部级层面建立核心通用模型;而省级政府则负责将具有浓厚区域特色的数据(如地方性法规、方言特征数据)进行融合与微调训练。这种“行业纵深+区域特色”的双轮驱动架构,在保障全国业务一盘棋的同时,有效破解了跨层级、跨区域的数据共享难题。
其次是针对省市级地方政府广泛采用的“地方统建”模式。这是目前集约化建设的最典型代表。地方数据主管部门主导打破各委办局之间的数据壁垒,在政务云上集中部署统一的算力资源与大模型算法基座。各业务部门不再单独采购大模型,而是采用“厚基座+薄应用”的架构,基于统一基座开发标准化的模型服务组件。这实现了算力、算法、数据的全省市共享,在大幅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的同时,确保了安全防护体系的集中管控。
第三种是“分级建设与统一管理”模式。在行政区划广阔、地市差异显著的省份,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省级平台统筹核心模型的技术框架与全域资源的宏观调度;市县级节点原则上不再独立进行大规模基座建设,而是重点聚焦本地化特色场景需求,依托上级资源开展场景适配和基于少量增量数据的模型微调。这种模式在技术规范的一致性与基层微创新的灵活性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最后,针对那些高频发生、涉及广泛民生服务且数据脱敏彻底的非敏感场景(如社保账单查询、公积金办事指南咨询等),“互联网直接调用”提供了一条轻量化、低成本的补充路径。政府部门在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接口安全防护与数据脱敏机制的前提下,通过API安全接入互联网头部企业已有的成熟通用大模型能力,构建轻量级的政务智能客服。这不仅极大缩短了开发上线周期,更显著提升了面对海量并发时的服务响应效率。
在具体的实施保障环节,政务大模型的落地高度依赖于多部门的协同作战。数据主管部门扮演着总调度的角色,负责项目建设方案的审批、项目库汇总与监督指导;各级委办局作为需求方,提出精准的业务场景痛点;实施部门负责大模型平台的日常统筹运营与服务开通;而财政部门则保障资金的拨付。这种责权明晰的机制,是跨越技术落地鸿沟的关键保障。
五、 核心业务场景与深度赋能成效剖析
大模型技术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在真实的政务场景中解决痛点、创造价值。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政务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政务协同办公(一网协同)和城市治理(一网统管)三大核心领域催生了深刻的流程再造,其表现出的降本增效成果远超传统的信息化系统。
| 赋能领域 | 核心痛点与大模型介入机制 | 标杆案例与量化赋能成效 |
|---|---|---|
| 一网通办与政务热线 | 痛点:公众口语化诉求与政务专业术语存在鸿沟;人工坐席记忆压力大、检索慢。机制:语音语义深度理解捕捉真实意图,知识库检索增强生成(RAG)自动匹配政策答复,智能表单提取与工单预分配。 | 广州市政府依托大语言模型优化2200余项政务事项,实现智能导办;部署政务大模型的智能客服助手使12345热线平均接通响应时间缩短30%,用户综合满意度跃升至90%以上。 |
| 一网协同与机关办公 | 痛点:“文山会海”消耗大量行政资源,跨部门流转审批繁杂,人工校对易错。机制:利用高严肃性政务语料训练的模型,辅助生成公文初稿、提炼会议纪要、进行智能查重与合规性审查拦截。 | 海南省“一网协同”项目:中国电子云星智大模型使公文审阅、批示流转效率整体提升60%,错误率降低80%以上,用户平均公文处理时间从4小时骤降至15分钟。某省级部门初稿起草时间缩短65%,准确率达99%。 |
| 一网统管与城市治理 | 痛点:传统视频监控依赖人工盯盘,海量经济/人口数据难以快速转化为决策洞察。机制:CV视觉大模型实现开放域目标的自动识别与小样本高精度分割;数据洞察智能体(Agent)跨表挖掘业务指标规律。 | 广州白云区智慧城管:华为盘古大模型实现占道经营、垃圾堆积等事件自动立案、智能审核预结案,重塑管理闭环;武汉经开区城市大脑:构建人口、经济体征大模型,支撑宏观决策。 |
在公众服务体验端,12345政务热线是观察大模型能力的最直观窗口。过去,由于政策文件更新频繁且内容晦涩,坐席人员在面对焦急的群众时往往难以及时给出权威答复。现在,智能对话功能不仅显著提升了复杂意图识别的准确率,更通过统一标准的智能工单分类分拨功能,让工单流转更为精确。模型自动抽取长语音中的核心信息并生成内容摘要,彻底将公务人员从繁重的机械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更高价值的矛盾化解与情绪安抚中。
在内部行政运行的微观层面,基层公务员被繁琐业务条线和时效要求高企的填报工作所困(即所谓的“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针对这一痛点,通过专属行业数据训练的垂直大模型变身为“基层治理执行助手”。它能够将海量的指导性文件拆解为具体的行动指令,实现任务的智能调拨与处置指导,极大地降低了基层网格员的专业门槛,推动了数字机关建设向纵深发展。
而在宏观的城市运营层面,大模型赋予了城市管理者一双“慧眼”与一个“超级大脑”。视觉大模型在城市违规事件的识别上展现出了“小样本、高精度”的碾压性优势。结合数据检索与增广技术,其所需标注数据量相较传统深度学习方法减少了80%以上,但数据处理与识别效率却提升了5倍,这使得原本难以被定义的复杂社会现象得以被精准量化。与此同时,由数据洞察智能体驱动的“数字驾驶舱”,让政府官员不再面对冷冰冰的Excel表格,而是通过自然交互就能获取经济增长的归因分析,极大地提高了基于高频大数据进行精准动态监测和预警的决策水平。
六、 行业竞争格局与主力科技阵营全景解析
由于政务大模型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语料储备、前沿算法调优以及高等级信息安全审计等诸多维度均设定了极为严苛的准入门槛,使得该领域的市场集中化趋势日益显著。少数几家具备全栈技术攻关能力与深厚政企服务底蕴的科技巨头,正在快速跑马圈地,形成了多强并立、生态协同的主导竞争格局。综合各方产业图谱与分析评估,当前市场的核心参与者可归纳为四大阵营,它们各自凭借资源禀赋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
首先,以华为云、中国电子云、浪潮、曙光等为代表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综合云厂商,在政务大模型的综合竞争力矩阵中稳居领导者地位。这一阵营的核心优势在于其长期服务政企客户所积累的深厚信任资产,以及构建大规模智算中心和软硬一体化私有部署的卓越能力。他们不仅提供基础大模型,更深入到数据治理、平台建设与顶层设计环节,是各地政府数字底座重构的首选合作伙伴。
其次,以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中国联通(联通元景)、中国移动(九天系列大模型)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阵营,正逐渐成为政务大模型的中坚力量。运营商拥有遍布全国的通信网络节点与丰富的数据中心资源,这使其在算力供给网络(如“东数西算”枢纽建设)上占据绝对的战略高地。近年来,运营商不断加大AI核心技术研发,推动自有大模型在政务、交通、医疗等下沉市场的规模化落地。
第三,以百度、腾讯、阿里、智谱华章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头部云厂商与专业AI创新企业,构成了算法与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巨头在通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技术实力,积累了海量的专利成果(如百度、腾讯、阿里的专利授权量均突破百件)。他们在政务大模型产业链中,更多聚焦于底层基础通用模型的迭代优化,以及将大模型能力与大数据平台、搜索推荐算法进行深度融合,随后通过庞大的生态伙伴网络对外输出能力。
最后,以太极、大汉软件、数字广东等为代表的数字化集成解决方案厂商,凭借对特定垂直政务场景(如公积金、医保、非税收入)深邃的业务理解,将上述各大底座大模型与自身成熟的应用软件相集成,完成了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交付。
在群雄逐鹿的市场环境中,部分厂商凭借独特的技术架构与深度的行业绑定,树立了政务大模型实践的标杆。
华为云:以技术评测满分领跑,打造全栈自主生态
华为在政务大模型领域的打法是坚持底层根技术的创新与全栈能力的输出。在全球权威咨询机构IDC发布的《中国政务大模型及应用技术评估,2024》中,华为云盘古政务大模型在模型平台、模型微调、模型能力、内容安全四项核心技术维度,以及服务能力与生态合作等共计六项关键指标中均获得满分,成为全场唯一的“大满贯”厂商。华为云ModelArts一站式AI开发平台是其保持竞争力的利器。面对政务数据清洗这一耗时耗力的“脏活累活”,ModelArts提供的数据工程套件内置了超过60种全模态智能清洗算子,配合AI辅助标注技术,将数据处理效率飙升10倍,从根本上保障了模型向高精度演进的动能。在生态层面,华为发起“盘古政务大模型联合创新行动”,深度绑定各级政府的“十四五”数字化规划进程,推动了应用的大规模下沉。
中国电子云(CEC Cloud):筑牢信创安全基因,挖掘数据要素红利
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CEC)旗下的唯一云计算品牌,中国电子云自带极强的国家战略属性与“安全基因”。其专精于政务领域的“星智”垂直大模型,在《大模型活力排行榜Top150》的政务细分领域中高居榜首,并入选了多项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案例。中国电子云的核心差异化壁垒在于其对“数据要素化”全新赛道的率先布局。基于其服务全国70余个数字城市的深厚经验,星智大模型不仅是一个内容生成引擎,更是一个融合了底层DeepSeek与通义千问内核的综合智能平台。通过部署前文所述的“问知”与“看数”智能体,中国电子云深度赋能了数字驾驶舱与智能化公文处理等核心场景,并在深圳数据交易所等全国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中输出技术标准,试图在“数据流通”与“大模型算力”两大国家战略之间建立起商业闭环与技术护城河。
七、 安全合规挑战与多维立体防护体系的构建
尽管政务大模型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赋能潜力,但在其迈向全面产业化的进程中,安全合规问题始终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务数据天然携带高敏感属性,往往涉及国家秘密、工作机密、宏观经济命脉以及海量公民个人隐私(如身份证、医疗、财产信息)。任何数据泄露或模型生成的违法违规内容,都将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冲击。因此,在技术快速狂飙的当下,构建系统性的安全防护屏障成为了政务大模型建设的最高优先级。
1. 数据安全治理与精细化权限管控
为大模型源源不断供给高质量数据是能力跃升的前提,但这必须建立在严密的数据安全合规机制之上。国家政策明确要求,政务部门应加强政务数据治理,构建客观反映公共政策的数据基础,全面推进分类分级治理。在平台建设层面,政务大模型系统必须内置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的数据分级管控组件。以浦东新区等先进地区的招标规划为例,系统底层需要配备极其精细的授权管理组件,涵盖应用系统权限注册、多级分层授权、权限冻结、转移与继承机制,以及详尽的三员管理(系统管理员、安全保密管理员、安全审计员)和日志审计中心,确保任何一条进入模型训练池的数据,以及任何一次模型的推理调用,都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
2. 抵御“幻觉”风险与全链路内容审核
大语言模型固有的概率生成机制决定了其无法百分之百避免“幻觉”现象,这在要求严谨准确的政务咨询和辅助决策中是致命的。为了规避事实性错误与逻辑谬误,一方面需要在算法层面深化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的应用,强制大模型在生成内容前必须对齐政府官方知识库中的确凿依据;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坚不可摧的内容安全审核防线。主管部门要求,综合运用语义识别、规则过滤算法以及预设的安全红线,对大模型的多模态输入与输出内容进行实时双向拦截,建立合理的“代答、拒答机制”以应对恶意的诱导性提问,充分发挥官方新闻媒体在内容审核把关上的优势,确保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与社会公共利益高度同频。
3. 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安全防线不能仅停留在应用层,必须深入到基础设施底座。政务云与大模型的结合带来了新的攻击面暴露风险,这要求安全建设必须从“单点外挂”走向“内生免疫”。行业领军企业基于多年的攻防实战经验,总结出了以统一安全运营中心为核心,涵盖物理安全、账号权限、网络防护、应用安全、主机加固、数据脱敏以及运维审计的“一中心、七防线”全栈安全防护框架。大模型作为网络环境中的特定应用类型,其在应用防线和数据防线上的安全加固,以及针对模型投毒(Data Poisoning)、对抗样本攻击等新型AI威胁的持续运营监测,构成了数字政府安全健康演进的坚实底座。
八、 未来前瞻:生态协同与政务智能体的全面爆发
站在数字化与智能化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政务大模型的落地实践已经跨越了概念验证(PoC)阶段的懵懂,进入了以实际价值验证和规模化效能兑现为主旋律的深水区。展望未来,中国政务垂直大模型的发展将呈现出更为壮丽的演进图景。
首先,技术范式的跃迁将推动模型从“辅助性对话工具”向“全能型政务智能体(Gov-Agent)”全面演进。未来的政务系统将不再是一堆静态的功能菜单组合,而是一个高度拟人化、具备环境感知、逻辑规划与多系统执行能力的“有机生命体”。通过知识智能体、数据洞察智能体的深度耦合,以及在保障安全前提下的具身智能探索,大模型将自主跨越多个业务系统的藩篱,在复杂事件处理中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自治性。
其次,产业生态的融合将加速标准化进程的落地。技术的繁荣离不开规则的引导,政务大模型在模型评测指标、数据交换标准以及安全认证体系上的建设步伐将显著提速。以“信创替代”为契机,底层国产化算力(如全场景异构算力管理平台)、全栈国产数据库(如金仓数据库HTAP架构)与政务大模型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形成一条从芯片、操作系统、大模型算法到上层应用的完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闭环。
最后,政务大模型将跃升为赋能全域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通过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应用,政务大模型不仅能够彻底颠覆传统的行政运行方式,提升跨省通办、跨域协同的均衡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数据要素化”的超级催化剂,它将深度挖掘政务数据的潜藏价值,打通数据从汇聚、治理到流通交易的动脉,为千行百业的数智化转型输送源源不断的“智慧养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伟大征程中,镌刻下浓墨重彩的技术丰碑。

